水稻是是亚洲的骄傲，世界上一半人口以水稻为主食，其中90%的水稻被亚洲所消费。与其它主要农产品相比，水稻主产大国同时也是消费大国，仅有7%的水稻用于出口。

亚洲水稻消费大国的人均消费量有很大差异。例如，印度尼西亚2.5亿人口，年人均水稻消费量为160千克；中国人口近14亿，年人均水稻消费为100千克；印度有13亿人口，年人均水稻消费仅为70千克。随着国家经济和城镇化发展，饮食习惯改变，水稻重要性降低，这一变化过程称为“国家从水稻到多样化饮食发展”。

与其他主要农作物相比，水稻更会引起国家或国际间的紧张局势。在亚洲，许多国家把水稻自给自足作为一个粮食安全的重要指标。2011年韩国水稻自给率降至83%时，被认为国家安全遭到严重威胁。与此同时，菲律宾规划2013年水稻达到自给自足的目标，但由于耕地有限和可用水资源不足、加之水稻与其他作物竞争等问题，这一目标很难实现。国际糖价持续走高，甘蔗在与水稻竞争中占有优势。

    2008年粮食价格危机期间，包括粮食主产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限制、禁止水稻贸易，如越南、印度、柬埔寨和埃及。一些政策有可能是国家的投机行为，但是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们是出于保障本国粮食安全考虑的。

产量波动

水稻时间序列统计数据表明，相对于其它主要粮食作物（特别是玉米）而言，水稻产量波动较小。实际上，尽管水稻单产低于玉米，耗水量也高于玉米，但需求稳定是水稻种植的优势之一。

水稻产量波动较小的原因：在水资源有保证的前提下，水稻可以适应不同的生长环境，从完全雨养区到完全灌溉区，河流沿岸的沙漠地区；在充足光照的干旱区域，有利于防止水稻病虫害和疾病；在季风气候区或暖温带地区，水稻复种指数可达300%，比如在孟加拉国，雨季可种植两季水稻，旱季通过灌溉种植一季水稻。由于水源有保证，水稻的单产持续维持在高水平。

    不幸的是，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，水稻和小麦单产经历了初期快速增长，随后停滞不前。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农民更喜欢种植玉米。单产不变的原因还有土壤恶化、品种改良缓慢、耕地和水资源短缺。此外，当产量接近气候条件的临界值后，单产的提升需要付出难以接受的经济和环境成本。

    图5.2 表明，与全球水平相比，中国水稻单产较高（图5.2a），但是年际间的单产增幅较小（图5.2b）。农业统计结果显示，全球水稻单产逐年增加，每年增加10千克/公顷，在1990年前后增加量为8千克/公顷，在这个时期，玉米单产年增加量从10千克/公顷变为17千克/公顷。

由于单产停滞不前，水稻对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，导致水稻需求与供应的差距增大。正如上文所言，随着亚洲与非洲城镇化和经济持续增长，饮食结构发生变化，包括水稻在内的传统主食需求将减少，这可以有效缩小供需的差距。

图5.3典型生产国的水稻单产变化趋势（a）,以及中国水稻种植面积、单产和产量变化趋势（b）

水稻贸易市场形势

    主要的水稻生产国和出口国间有少数的重叠，全球7个国家的水稻产量占全球水稻总产的81%，分别为中国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孟加拉国、越南、泰国和缅甸。如果再增加7个国家（菲律宾、巴西、柬埔寨、日本、美国、韩国和巴基斯坦），总量可达全球水稻产量的90%。

表5.5主要的水稻生产国和出口国

注：PCP 为年人均产量，数据来源于FAO。

前六个个国家中，只有巴西和美国不属于亚洲，但与亚洲国家相比，单产增长速度显著增加（如图5.2a）。考虑劳力、环境和经济成本，尽管很难预测这两个国家的单产增速能维持多长时间，但是单产将继续增长，使其在水稻出口国中的占有一席之地。从1999-2001年到2009-2011年，巴基斯坦水稻出口量由全球第五位攀升到第三位，而中国从第三位降到第九位。据FAO统计，15年前巴西和阿根廷都不是水稻出口国。显然，水稻的出口与进口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，随着巴西水稻出口量继续快速攀升，其排名也会继续上升。比较人均生产量与人均消费量，表5.3表明一些国家人均生产量很高。如越南和乌拉圭，人均生产量是全国人均消费量的3、4倍，可见，这些国家为成为主要水稻出口国，近年来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。

就水稻进口国而言，尼日利亚和菲律宾的进口量排名前两位，菲律宾要实现水稻自给有一定困难。与10年前相比，缅甸进口量排名由第十位增至第七位，而印度尼西亚水稻进口量排名由第一位降至第四位。最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科特迪瓦进口水稻不仅用来满足本国需求，同时也用于满足萨赫勒区域的偏远穷困地区的需求。

非洲水稻

非洲大陆水稻消费量增速最快，当前年人均消费为25千克，人均最高消费水平是马达加斯加，年人均消费达到100千克，可能是马达加斯加人口中印尼裔比重较大导致的。非洲主要的水稻生产国位于西非，尼日尔河沿岸以及马里三角洲区域。超过80%的非洲国家水稻用于本国消费，从几内亚地带，经由尼日尔河上游，横跨马里、乍得、坦桑尼亚和马达斯加岛，直至尼日尔。

    西非主要问题是进口水稻和本地水稻的不公平竞争，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运输问题。实际上，从几内亚湾港口（特别是科特迪瓦阿比让）通过铁路运输，更容易将进口水稻运输到萨赫勒地区的国家，而不是从本地生产商购买后再运输。此外，本地水稻良莠不齐，导致城市居民更愿意去购买泰国或其他国家的进口水稻，但问题随之而言，进口水稻抢占了当地小生产商的市场份额，出于地方或国际压力，政府有时会采取进口限制或全面禁止。

埃及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区域，该国对水稻爱恨交织，尼罗河流域的成员国均有权利共享尼罗河淡水资源，但是埃及水资源消耗量高于平均份额的好几倍。埃塞俄比亚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，对埃及施压，要求减少其水资源消耗。而减少耗水目标的方式之一是通过限制耗水量的农作物，比如甘蔗和水稻，于是埃及政府通过立法来限制水稻种植面积，结果，水稻种植者、生产者、运输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，同样消费者也不满足于高价的进口水稻，同时也减少了国家宝贵的外汇收入。因此，埃及水稻生产量呈现波动变化趋势。

结论

    水稻与其他谷类作物在多方面有差异，它不仅在亚洲主产国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，也是全球人民生活的保障。与玉米相比，水稻更少用于交易和工业生产。一些国家如菲律宾和韩国，非常重视水稻的自给；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和中国，在关注水稻自给的同时，更多关注工业、服务业以及进口贸易等行业收入。

   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水稻供给和需求差距逐渐拉大，引起国际组织高度关注，但似乎并没有引起重大危机。当然供需差距的确是引发2008年水稻高价危机的原因之一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减少了水稻自给的需求、减少了水稻产量；如果确实是这样，可以通过进口来实现，因为在水稻贸易市场中出现新成员，如巴西、阿根廷和巴基斯坦。

    总之，水稻生产更是一个地理政治问题，水稻（和大豆）产量必将对世界粮食安全与稳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